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传奇人生

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传奇人生

明神宗朱翊钧，也就是万历皇帝。在位时间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父亲明穆宗朱载垕的早亡，使其不得不10岁开始登上帝位，而这位万历皇帝不仅让明朝迎来了盛世，而且也让它滑向了深渊。而且他还是明朝历史上最奇葩的皇帝，他在位48年，其中有28年都不上朝议事。

那么今天小编就来说说，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传奇人生。

明神宗朱翊钧的生平简介

明神宗朱翊钧（1563年9月4日-1620年8月18日），明朝第十三位皇帝，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，生母孝定太后李氏。隆庆二年（1568）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，明穆宗驾崩，10岁的朱翊钧即位，年号万历，在位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

早期经历

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（1563年9月4日），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，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。明穆宗有四子，长子朱翊釴、次子朱翊钤，俱早亡。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。

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，“讳言储贰，有涉一字者死”，因此，关于朱翊钧的诞生，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，更不敢为之起名字。直到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正月初十日，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，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，叫朱翊钧。明穆宗说：赐你名字，名为钧，是说圣王制驭天下，犹如制器之转钧也，含义非常重大。你当念念不忘。

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三月十一日，因其成为了其父子嗣中最为年长的，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，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。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，将来要治国治民，必须从小接受教育，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，熟悉朝章典故，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。朱翊钧虽然年幼，却很懂得这个道理。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，辅导他读书。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。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。

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，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。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，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。每遇到早朝的时候，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，早早将朱翊钧叫起。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，李太后的严格管教，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，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。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：“朕五岁即能读书。”

冲龄继位
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五月二十二日，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，二十五日，内阁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被召入宫中，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，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，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、皇贵妃李氏，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，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，临危托孤，“以全国使先生劳累”，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：“遗诏与皇太子。朕不行了，皇帝你做。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。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，进学修德，用贤使能，无事荒怠，保守帝业。”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，掩泪而出。

第二天，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，六月初十，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，次年改元万历。

内阁争纷

按照隆庆帝的布置，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；在宫中，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，但是，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，此前，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，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、孟冲，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。

冯保此人知书达礼，又喜爱琴棋书画，很有涵养，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，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，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朱翊钧简介，就驱走了孟冲，自己做了掌印太监。

但是，就高拱来说，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，在高拱的授意下，工科都给事中程文、吏科都给事中雒遵、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，由此，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，斗争中，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，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，但实际上，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，早就预谋赶走高拱。
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六日，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“十岁太子，如何治天下”一语把自视甚高、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，高拱一走，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，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。

太岳辅政

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，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，“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”。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，而且尊礼有加，言必称“元辅张先生”，或“张先生”，从不直呼其名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六月十九日，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，朱翊钧就在平台（即后左门）单独召见他，共商大计。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，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，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，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。

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，全力支持张居正，合力进行改革，推行万历新政。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，是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推行的章奏“考成法”。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，意在“尊主权，课吏职，信赏罚，一号令”，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。按照考成法的要求，事必专任，立限完成；层层监督，各负其责。神宗说：“事不考成，何由底绩。”

其时，因为朱翊钧年幼，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，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。后来，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，“几乎震主”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。经济领域的改革，一是清丈全国田亩；二是推广“一条鞭法”。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十一月，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。至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九月，福建“清丈田粮事竣”。

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，趁热打铁，立即通行全国清丈。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、职责、政策、方法、费用、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，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。至万历十年（1582）十二月，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，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。推广“一条鞭法”，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。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，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“尽行之”。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。

万历朝的前十年，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，张居正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政府面貌焕然一新，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。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六月，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，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。

这次改革，始于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，至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基本结束。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，也是明后期政治、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。其范围，覆盖政治、经济诸方面。具体步骤是，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，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。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，扭转了正德、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。

万历三大征

朱翊钧亲政后，主持了著名的“万历三大征”。先后在明王朝西北、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；分别为李如松（李成梁长子）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、李如松，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，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，巩固了汉家疆土。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，但军费消耗甚钜。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，三大征结束后，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。

从万历三大征看来，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。虽然，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，但是不要忘了，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。实际上，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，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。而且，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、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，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。当然，神宗的荒怠、好色，也是不容否认的。

但在这些的背后，是明神宗的心机。在48年朝廷斗争中，神宗对朝政依然无微不至。到了万历四十七年，明神宗身体极不好，已经没有经历，将领的荒凉，是明朝丧失大量精兵。但可以说，明神宗虽然表面上怠政，实际上却万历一朝比任何一朝都忙。明朝不亡于明神宗，这是肯定的。

万历怠政

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十一月，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，身体虚弱，每况愈下。因此，朱翊钧执政中后期，几乎很少上朝。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。

“万历三大征”中边疆大事的处理，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，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“召对”形式。在三大征结束之后，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，似乎更不感兴趣了。同年，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：朱翊钧“日夜纵饮作乐”。从同年起，为争立皇太子，演成了旷日持久的“国本之争”。

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，门户之争日盛一日，互相倾轧。东林党、宣党、昆党、齐党、浙党，名目众多。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，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、福王朱常洵，坚持其王府庄田“务足四万顷之数”，才肯让其出京之国，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。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五月初四日酉时，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，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，史称“梃击案”。

起初，皇太子也以为“必有主使”。是时，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，自明无他。朱翊钧见事涉郑氏，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，感到事情重大，怕火烧自己，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“疯癫奸徒”，并命“毋得株连无辜，致伤天和”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、刘成二人。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，一反常态，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，宣布他的命令，将此案草草收场。

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，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、不理朝政、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。

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，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，内阁出现了“人滞于官”和“曹署多空”的现象。至于贪财一事，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，查抄了冯保、张居正的家产，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，归自己支配。为了掠夺钱财，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，四处搜括民财。
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，亲政后政不如初：“陛下孝顺父母、尊祖、好学、勤政、敬天、爱民、节约开支、听取意见、亲人和贤人，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。”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，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，于慎行、赵志皋、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，却无计可施，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。

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，南京各道御史上疏：“台省空虚，那些致力于废除掉，皇上深居二十多年，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，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。”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。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十一月，“部、寺大官十缺六、七，风宪重地空署几年，六科只剩下四个人，十三道只剩下五人。”

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，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，也没有外戚干政，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，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，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、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，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，还是关心国家大事，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。

后金崛起

大明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二月，就在明神宗隐居深宫，怠于临政，万事不理之际，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，满洲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，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建立了后金政权，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。
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，努尔哈赤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率先向明王朝进攻。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。明神宗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，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，时称“辽饷”。加派非但无济于事，反而使民不聊生，阶级矛盾激化，明王朝告亡的危机已然形成，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，愁眉不展。

国本之争

明神宗晚年又出现了国本之争，先前一宫女为神宗生下了长子朱常洛，后来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又为其生下了朱常洵。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，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，却遭到了朝中众臣（主要是东林党人）的极力反对，当时太子又叫国本，因此，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。

国本之争是继嘉靖朝“大议礼之争”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的冲突，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众大臣，最终朱常洛当上了太子，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（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）。使东林党人和福王系之间有了间隙，为日后留下了一丝祸患。

去世

大明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，神宗得病，他支撑着登殿召见英国公张维贤等人，叮嘱他们用心辅佐太子朱常洛。八月丙申日病逝，万历皇帝去世，葬在他生前耗银八百万两修建的北京昌平定陵。谥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。庙号神宗。

评价

明神宗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，在他的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，在张居正的辅佐下，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，在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；中间十年由勤变懒，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。但却始终魁柄独持，从这一点说，他绝不是一个庸人之辈。但他又缺乏明太祖、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。加上他沉溺酒色、财货的心理，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。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。因此后人评论“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。

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皇帝——明朝的万历皇帝。万历皇帝有三大奇异特点：

一、不爱权力爱自由。他在位48年，竟然做了28年的“宅男”，期间都不上朝议事。

二、不爱江山爱钱财。

万历皇帝是位财迷，巧立各种名目，派专人到民间搜刮财富。同时，就是嫁公主或是为皇子娶妻，他不但要求朝中文武百官要“表示”，而且号召全国老百姓也要“随份子”。孟森在《明清史讲义》中评价明神宗：“怠于临朝，勇于敛财，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，与外廷隔绝”。

三、万历皇帝不仅是一个宅男，而且还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皇帝。

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少继位，由于没有执政能力，张居正做了皇帝该做的事情，十年间，改革成果明显，大明逐渐恢复了元气，这时候的万历皇帝逐渐长大，对于张居正的严格管教开始出现了叛逆。张居正死后，年轻的万历皇帝开始清算那个支撑了大明帝国十多年的人，他的尖刻，刻薄，报复心，差点让张居正挫骨扬灰，最终以张敬修死去才停止。可见万历皇帝的报复心有多重。

轶事典故：父子亲情

有一次明穆宗在宫中骑马驰骋，朱翊钧拦住马对明穆宗说道：“父皇是天下的共主，万一出了闪失，如何向天下交代呢？”明穆宗听到这番话，赶紧下马，抱起朱翊钧走入宫中。

少时聪颖

神宗登基之初，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声音发自丹田，深沉有力，并有余音袅袅。从各种迹象看来，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。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，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，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。巴力尽管如此，在他御字之初，由于年龄太小，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，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。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，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。

交好大伴

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。所以，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。冯保在宫中，被皇帝称作“伴伴”、“大伴”，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。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，看到冯保来了，就正襟危坐说：“大伴来了。”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，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。因此，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。实际上，正因为内有冯保，外有张居正，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。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，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。大至朝廷用人之道，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，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。

喜爱读书

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，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；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，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。但是，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，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，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。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“实录”抄出副本供他阅读，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，包括诗歌、论议、医药、剧本、小说等各个方面。

中国历史上罢朝最久的皇帝

万历统治前十年，万历皇帝任用张居正实行变法，虽然变法使得内阁权力，使得张居正权力达到顶峰，但是变法使得此时的大明一扫之前嘉靖朝的阴霾，国家开始走向强盛。张居正死后，万历皇帝刚开始亲政，发现内阁权力太大，便将权力回收，并因为种种原因对张居正等人进行问罪并抄家。

随后万历皇帝开始了“万历三大征”，分别是使用李如松(李成梁长子)平定蒙古人叛变的宁夏之役；派出李如松、麻贵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（抗日援朝）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在朝鲜境内，但是明军的军饷却一直由国内提供；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叛变的播州之役。这三大战役打出了明朝的威风，在三大战役结束后，供应战役的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。这足以证明了此时的明朝在东亚依旧是霸主地位。

万历十四年后，万历皇帝沉湎于自己的功绩，沉迷于酒色之中。大约从万历十五年开始，万历皇帝朱翊钧就开始了罢朝，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的太子人选与大臣们的意见相左，实际上是因为他对国家已经不像刚亲政时那样重视。从万历十七年开始，万历皇帝再不接见一位大臣，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出宫门、不理朝政、不出郊外、不祭祀太庙、不上朝、不见、不批奏章、不上课。一个标准的宅男生活。

但是如果是一个普通人，如果什么都不做，只与自己相关。但是朱翊钧作为皇帝，国家大事早期由张居正等人办理，自然妥妥帖帖。但是现在万历皇帝已然亲政，并且将权力紧紧攥在他自己手里，却不做事。连续2、30年的罢朝，使得国家出现官员不论好坏，都无法升迁，各地官吏短缺也无人补充，政事上报也得不到批准等等。导致国家连正常运转也无法做到，明朝开始走向倾覆。

明世宗朱厚熜也罢过朝，但是嘉靖皇帝有足够的能力可以驾驭群臣。接见大臣，虽然让严嵩等人把控了朝局，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，但是对于官吏的任免，国家政事等等都进行了处理。对于一些大事嘉靖帝还会亲自过问例如黄河改道等。当然，只要是罢朝会对国家造成危害。官员相当于皇帝掌管天下的四肢，如果大脑连四肢都不用，那么个人必然很难生存，与此相同，国家也必然出现巨大危机。

而万历皇帝的罢朝直接导致了张居正变法的流产（官员连正常升迁都无人批准，谁还会在意新法）。官员们无法得到升迁，且俸禄也不没有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开始横向发展求财。曾经为国为民的东林党也开始逐渐变成了他们曾经最讨厌的样子。

而在此之时，辽东地区的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发展，最终爆发在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四月十三日，努尔哈赤发布“七大恨”诏书反明，建立后金·政权，并攻下了抚顺。朝野震动，万历皇帝开始先后三次下令加派三饷（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）。但是此时的百姓已经早已对朝廷失去信心，朝廷又在此时收重税，便纷纷投入到了推翻明王朝的起义军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