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子被造谣为会所技师愤而维权，这次对谣言的斗争会胜利吗？
作者｜王琳
近日，安徽合肥的俞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订婚照。原本一次分享幸福之举，不成想画风突变，该女士莫名被人传为某会所 8 号技师。面对汹涌而来的谣言恶语，俞女士选择收集证据，向派出所报警，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。
同样在近日，一条 " 穿浴袍女子站楼外轻生 " 的视频冲上热搜，该女子后被消防员成功救下。但网上的恶意评论却并未停歇，有说该女子蹭热度的，有说是被现场抓奸的。事主表示 " 自己非常委屈 "，并公开发声 " 会重新生活 "。
自有人类社会，就有谣言。在口耳相传的时代，谣言的传播速度不快，杀伤力却不可小觑。上古神话，多源于谣言。政权更迭，战争胜负，人心向背，多伴有谣言的影子。到了印刷时代，" 谣从口出 "，又增加了借纸风传。现在有了新的载体，传播范围更广、速度更快、破坏性也更强。
以历史的维度观察，" 互联网 + 谣言 "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线下的谣言从未消失，当下搭载更便捷的线上网络，谣言只可能更泛滥。在勒庞频被引用的名著《乌合之众》中，作者以 " 群体 " 为研究对象，解释称，这种叫 " 群体 " 的生命体，盲目、轻信、狂热、冲动、易怒、偏执、保守，且群体中所有人的智商都会降低。这样的社交场域，比之线下，更是谣言传播的温床。
不少人对网络谣言痛心疾首。但没有人能真正替代受害人——这世上本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
不同情境中的谣言，针对的对象不一，危害也迥然有别。在一个小茶馆对三五亲朋说出一则谣言，和在一个面向不特定人群的舆论平台上传播一则谣言，危害后果当然不可并论。我们常说网络具有 " 放大效应 "，一是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受众正在接受我们的信息，一旦谣言传播出去，通常无法有效校正。二是谣言往往比真相更骇人听闻，更易传播，基于 " 沉默的螺旋 " 理论，谣言则会使真相更趋沉默，从而 " 放大 " 谣言本身。
网络的聚集效应，从众心理的暗示，群体的情绪传染，法不责众的错觉，这些网络舆论场所特有的属性，浇灌出谣言这朵 " 恶之花 "。
| 谣传俞女士为某会所 8 号技师的留言
但法不责众只是 " 错觉 "，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。互联网可以 "+ 谣言 "，互联网同样可以、也应该 "+ 法治 "。
根据造谣、传谣的事实、情节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，造谣、传谣的法律责任也不一样。以刑事责任而言，尽管寻衅滋事罪是否适用网上传谣者，法律界仍存争议。但与网络谣言相关联的罪名包括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、损害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罪、侮辱、诽谤罪等，这已是司法的鲜活实践。
从公开报道来看，警方的一些专项行动，对网络谣言起到过遏制的作用。对刑事犯罪来说，警方本是主动的侦查部门。一些造谣、传谣者在网上活跃多时、多次，无须等到集中行动才收网刑究。与运动式执法相比，常态化打击对遏制网络谣言的效果更持久，也更能获得社会支持。
当然，前提应是精准打击。对于那些依法应由受害人自诉的案件，警方不可越俎代庖；对于那些应由民事程序解决的案件，也不能任意扩大到刑事领域。
警方主动追究造谣、传谣者的刑事责任，和行政职能部门主动通过行政执法，追究造谣、传谣者的行政责任，这是公权力依法治谣不可缺少的履职尽责。而在社会生活中，更多的情形还被框定在民事范畴。
我们鼓励受害人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，与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进行司法抗争，但我们无法强迫受害人这么做。
诉诸司法难免耗时费力，于受害人而言， 处置不当，易带来 " 二次伤害 "。这对司法的服务性和保障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" 互联网 +" 便利了谣言的生成和传播，它同样可以、也理应便利受害人的司法保障——这就要求法院系统也能因时而变，顺应网络社会的时代特征，比如让网络侵权更便捷地被切断，让侵权行为能更公平公正地得到司法评判。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在当事人多次 " 辟谣 " 后，一些网友还坚持把 " 谣言 " 当成事实对当事人进行指责、谩骂，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不折不扣的 " 网暴 "。对此，法律更不应该轻纵。
当然，告、还是不告，这是当事人的权利。我们为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的俞女士叫好，我们也理解那位想要淡出公众视线 " 重新生活 " 的广州女孩。渴望得到公正和渴望得到新生的，都应如愿以偿。
同时我们也知道，下沉的网络舆论场，不会因一、两宗个案而变得清朗干净。网络谣言也不会因此消亡。在作为他律的法治之外，还有网络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应尊奉的自律——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造谣。
作者王琳，系法律工作者。
